策略和技巧能提高访谈的质量。但在民族志访谈中，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表现自然比任何表演更使人信服。举止像青春期的少年并不能赢得青春期少年的信任，这只会使得他们更为怀疑。同样明显的理由，举止像个有成就的律师在访谈律师时亦是无用的。首先，民族志研究强调在田野作业（包括访谈）中保持诚实，虚伪在访谈的环境或其他地方没有生存的空间。其次，在任何资料搜集的访谈中，目的是要向访谈者学习，而不是给予被询问者自己已经多么了解该地区的印象。最后，即使是完美的演员在漫长的访谈中也会失足，而因此破坏了信用。总之，表现自然是最好的保护伞。（摘自《民族志：步步深入》，作者：大卫·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问卷调查中，优先考虑使用已有研究的量表，必要情况下才选择重新设计量表。然而，使用已有研究的量表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尤其是当已有研究存在多个可用的量表时，我们还需要在其中作选择。因此，明晰量表选择的考量因素至关重要。量表选择的考量因素主要有六个：（1）明确量表中希望涉及的主题或情境；（2）明确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改编已有量表；（3）检查被调查者特征是否匹配；（4）明确已有量表的信效度；（5）考虑已有量表的语言及其文化；（6）量表之间是否冲突和排斥。（摘自《调查研究实操指导：细节与示例》，作者：阿琳·芬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有一种类型的证据经常会被用到，那就是不厌其详而又引人入胜地描绘或是塑造一个或多个人物或事件，来证实某个结论。这类描述通常都是基于观察或者访谈，其形式也从深度描述到表面走过场等各不相同。我们把这样的描述称为典型案例。 持论者常常用一段活灵活现的有关某个事件的生动描述，以便让听众动之以情。对我们而言，典型案例常常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是那样具体生动而又细致感人，很容易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因为生动具体的案例诉诸我们的情感，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纠缠于它们作为证据的价值，不再搜寻其他更为相关的研究证据。尽管典型案例和某个结论表现出一致性，也不要因这种一致性忽略了进一步地判断。别忘了求证“这个例子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强有力的相反的例子？”“这个例子被提及的方式中有没有偏见存在？”（摘自《学会提问》，作者：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让“人”有“事”，就是论文选题选取的主题要同时体现“人”和“事”，尤其要体现那些对“人”施加明显影响的那些“事”。因为有“人”，所以在现实中可以举例，这就避免了抽象主题。因为有“事”，所以该主题具备问题意识，避免选题有主题而无问题。“让人有事”的“人”和“事”，可以很大，也可以一般大，还可以很小。 比如，《基于Citespace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网络首发时间2023-05-12 11:01:46）里的“人”和“事”都很大，“人”是全人类，“事”是“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关系”。再如，《城市水环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启示——基于CiteSpace的计量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23年第12期）这一选题，“人”是城市居民，“事”是“城市水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它们体现的是“一般大”。而《国内外流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里的“人”和“事”都很小，“人”是“流动儿童”，“事”是上述群体的“心理健康”，聚焦到“心理”层面，已经足够微观。（摘自《CiteSpace类论文的十种选题思路》，作者：刘小华，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4年2月21日）

民族志学者借由逐字引用和对事件的“深描”，使得民族志的故事内容变得更加生动。这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讲述者的视角去理解研究观点，听懂故事并相信故事。以魏澜和张乐天的《家庭本位的“关系”实践：私人书信中的家庭主义图像（1972—1995年）》一文为例，学者使用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在具体内容的呈现上，使用了逐字引用与“深描”的写作手法，将跨时25年的922封书信的部分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展示，使得读者更能够代入故事情境。而民族志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就是基于访谈内容的文本分析，因此将书信内容直观地通过逐字引用来呈现，不仅让研究者的所言所思有了依据，也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摘自《讲好民族志故事的2个技巧》，作者：张雯雯，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4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