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开始思考研究问题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写作。我们记下读过的书、写读书笔记、用日记记录想法；我们有一大摞随手杂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把想法用总结和短文的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用笔记来准备讨论，我们通过会议论文第一次把研究想法呈现在公众面前。科研与写作不可分割。（摘自《如何指导博士生学术写作：给导师的教学法（第2版）》，作者：[澳]芭芭拉·凯姆勒 [英]帕特·托马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

我们写的东西是一种表现为书面的近似形式——即非实际存在也没有实际发生。由于文字只表示物质环境和事件，写作不可能是对于客观世界中某物的“反射”。写作不是镜子，而是作者通过写作的过程把自己对于现实的观点（社会构筑的）交给读者。当我们选择如何取舍、强调和鉴别时，我们是在进行话语活动。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基于文化、地域和时间的语言系统、普遍的话语和自己独特的经历来构建意义。（摘自《如何指导博士生学术写作：给导师的教学法（第2版）》，作者：[澳]芭芭拉·凯姆勒 [英]帕特·托马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

民族志是在讲述一个可信、严谨而真实的故事，民族志通常借由逐字引用和对事件的“深描”来让人们在其自身背景中发声。该故事通过当地人对自身社区中日常生活的观察来阐述。民族志学者采用文化维度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行为，并确保这些行为被放置在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中。民族志学者的关注点在于人们思想及行为的可预测的日常模式。民族志因而同时具有研究方法和通常是写作文本式产物这两种意义。（摘自《民族志：步步深入（第3版）》，作者：大卫·M.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科研写作是构筑知识的方式。而知识总会受到历史情境、具体环境和产生地的影响。我们认为科研写作是话语性的。话语以特定的形式把故事、真理和实践组织起来以构建知识和权力关系。话语定义并生成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如何口述和如何写作知识对象，话语也影响着想法如何付诸实践。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话语的世界，这些话语是相异、重叠、交叉和互相竞争的故事和实践。（摘自《如何指导博士生学术写作：给导师的教学法（第2版）》，作者：[澳]芭芭拉·凯姆勒 [英]帕特·托马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用“中国视角”，也就是说要用“中国视角”解决“中国问题”，一定要有中国特色化的方式方法，当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但不要一味“向西”，一定要有“中国立场”，这是作为当下研究者的国家使命和社会担当，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有实践性，能解决社会问题，具备现实意义。（摘自科研工匠系列讲座《期刊论文投稿解惑与写作建议》，专家：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