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着说。针对某一问题，有ABC不同的观点，而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够正确，都没有剖析到问题的根本，进而进行一种纠正式的研究来得出D观点。 第二，补充说。在ABC观点都对的前提下，针对他们当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补充D观点。 第三，接着说。与补充说接近但又不同，原有A观点中出现了abc三个小问题来作支撑，但我们又补充了def来进一步深化。 第四，重新说。之前ABC观点不够确切，值得商榷，可以把问题重新梳理，再得出D观点。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就某一问题而言，我们作为作者，经历的是编码与建构的过程，而读者要经历解码和解构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从建构到解构，反复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摘自科研工匠系列讲座《期刊论文投稿解惑与写作建议》，专家：崔丹）

田野作业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最具特色的要素，这一途径塑型了民族志所有工作的设计。典型的民族志需要六个月到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在自然中探险。民族志学者从学习基本知识——当地语言、亲属关系、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即将被研究数月的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综合观察期开始。甚至当民族志学者想通过田野作业来检验其特定的假设时，也是用归纳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参见布里姆和斯派恩（Brim & Spain,1974）关于人类学中检验理论假设的探讨]。民族志学者的独特做法是提出比研究得出的具体发现多得多的假设。（摘自《民族志：步步深入（第3版）》，作者：大卫·M.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从我们开始思考研究问题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写作。我们记下读过的书、写读书笔记、用日记记录想法；我们有一大摞随手杂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把想法用总结和短文的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用笔记来准备讨论，我们通过会议论文第一次把研究想法呈现在公众面前。科研与写作不可分割。（摘自《如何指导博士生学术写作：给导师的教学法（第2版）》，作者：[澳]芭芭拉·凯姆勒 [英]帕特·托马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

我们写的东西是一种表现为书面的近似形式——即非实际存在也没有实际发生。由于文字只表示物质环境和事件，写作不可能是对于客观世界中某物的“反射”。写作不是镜子，而是作者通过写作的过程把自己对于现实的观点（社会构筑的）交给读者。当我们选择如何取舍、强调和鉴别时，我们是在进行话语活动。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基于文化、地域和时间的语言系统、普遍的话语和自己独特的经历来构建意义。（摘自《如何指导博士生学术写作：给导师的教学法（第2版）》，作者：[澳]芭芭拉·凯姆勒 [英]帕特·托马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

民族志是在讲述一个可信、严谨而真实的故事，民族志通常借由逐字引用和对事件的“深描”来让人们在其自身背景中发声。该故事通过当地人对自身社区中日常生活的观察来阐述。民族志学者采用文化维度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行为，并确保这些行为被放置在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中。民族志学者的关注点在于人们思想及行为的可预测的日常模式。民族志因而同时具有研究方法和通常是写作文本式产物这两种意义。（摘自《民族志：步步深入（第3版）》，作者：大卫·M.费特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